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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而且，这一情况在英国也十分类似。

显然，这与法所追求的平等与安定价值有所背离，因而成了道义责任论的, 先天缺陷，也给社会责任论的出现带来了机遇。这一认识的最初尝试只是在主观归责内部进行微调，只是在严格过错责任的基础上，添加了过失推定责任。

而且，这一立法安排在部门行政处罚法上也得到了延续。但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并不一样，其只是对国家命令或禁令的违反，公民必须借助一定形式才能获知此类禁止性规范。譬如，斯旺森（Kelly A. Swanson）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和明尼苏达的判决都关系到公共福利犯的犯意（mens rea）问题……该判决涉及美国犯罪学上一个经久不衰的原则，这便是要求具有犯意（mens rea）是一项规则，而不是例外。如前所述，民法学与刑法学在经历了客观归责理论的轮回之后，都实现了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一统局面。譬如，民法学上对侵权行为的认定便包括构成要件不法性有责性三个进阶。

但是，陈某并不知道擅自打开飞机应急舱门的后果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按照这一区分，我们似乎也可以得出行政处罚应当采用客观归责。候补法官俸给分为十九至二十四级。

由于此等法条检索起来非常简单（如百度一下就知道），在此就不一一照搬过来，以节省篇幅。当下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巧立名目颁发奖励之评奖乱象频仍，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不但对奖励乱象未予以禁止，而且明文规定各种奖励之情形。对于法官的任免来说，它们纯属毫无法律效果的完全可以删除的具文式规定。实际的操作完全因地而异、因时而不同。

[24] 比如，我国台湾地区法官法就分开规定，其第5条分别规定高等法院以下各法院之法官，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官及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之委员，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就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任用之：……。但如果这种转变出现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等组织性立法上，那就明显违反组织性立法之规范要求了。

[35]无头型法条在具体的行为规范部分其内涵往往比较明确，可谓手脚和身体都正常，但此等行为规范内涵之执行主体则含混不清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主体，即徒有身体而没有头脑。是故，所谓全面、客观、公正云云，也就是一种带有宣誓性意味的立法表态，其内涵本身更多地决定于人的主观认知，所以殊难期待它们能对现实中的法官、检察官考核产生多大的规范效力。而这种引用性法条在司法实践中很可能被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领导利用，从而为院领导的行政管理权介入审判权和检察权提供了可乘之机。何以如此，彭真在1985年关于立法工作的讲话中作过解释，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

至于完全照抄《宪法》之规定，就更是毫无意义的多此一举。质言之，所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乃是规范性内涵不明的非法律性概念。在法理及立法技术上，这种规范描述的是对众多的完整法律规范而言都很重要的事实构成特征……它更多地包含了具有约束力的安排，它按照立法意图将特定法律概念内容固定下来并因此确定法律的适用领域。该等规定有多个地方值得检讨一番：（1）何谓因工作需要？到底是法院、检察院觉得需要，还是法官、检察官个人觉得需要？总之，需要之主体甚不明朗。

《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不应将此等议题委托出去，而应由它们本身予以绵密之规定，否则，《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效力性与权威性将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乃至红头文件这种另行规定了。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而第3款其实就是现行《检察院组织法》第38条第1款的复制版而已。[31]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毫无疑问，勤勉尽责、清正廉明、职业道德等都属于政治道德话语，而非纯粹的法律概念，其内涵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另外，台湾司法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了出任大法官所需要的资格要件。摘要:  从法律规则的类型上看，我国《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所创设的规则，乃是确定并保障法官与检察官身份，以及要求法官和检察官按本法所界定的行为方式去从事执法活动的规则。跟《检察官法》一样，其绝大多数规定都是重复现行《宪法》《法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法律上的相关条款。而如果在法规范世界中未出现复述性法条之身影，那修订或废止该法条又是多么的简单便捷。（6）经单位选派或者批准之规定亦较为粗糙，比如法院院长与副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与副检察长要开展实践性教学或研究工作，要不要经过上级批准？[37]（7）法官、检察官四处兼职之现象频仍，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一）《法官法》第 20 条规定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法官职务……，《检察官法》第 20 条规定检察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请免除其检察官职务……。这种法条不是规范效力欠缺，而是因为不存在规范执行主体而难以产生任何规范效力的无效法条。

由此可知，《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以案释法之义务规定，事实上是毫无新意的基本职能内容概括。实任法官俸给分一至二十级。

众所周知，拥有受过法律职业教育的助理协助其工作，乃是法官和检察官职业化的标志之一。而我国宪法第62条第3项及第67条第2、3项对此亦规定得相当明确。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总量控制，动态管理的主体是谁，以及总量控制主体与动态管理主体是否为同一主体。此等规范条款都只是针对所要规范的事项从正面予以肯定性说明，而丝毫没有涉及违反它们的法律效果会如何。第4款则是对现行《检察院组织法》第38条第2款的完全照抄。这两个毫无分别的条款，看起来事关重大、意义深远，但其实只要稍加停顿并思考，就会发现此等规定并不具备一项法律规定最起码的规范属性。

（四）关于法官和检察官的考核，《法官法》第 40 条规定对法官的考核，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实行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检察官法》第 41 条同样规定对检察官的考核，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实行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相结合。只要保留第一句，并将其确定之主体明确规定下来，就足以达到立法者预设的规范目标。

[42] 我国《立法法》第7、8条业已明确规定有关国家机构组织之立法，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可以说，缺乏规则性和确定性的法律徒有法之名而无法之实。

规定之详尽，可谓充分彰显了说明性法条的规范化本色。如上所述，作为组织法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里面更多的应该是作为说明性法条的定义规范。

然而，在法官和检察官退休制度问题上，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却一字不差地继续沿用1995年《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之规定，真不知这种大修的实质意义何在。然而，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又确实如此，此诚令法官和检察官失望之至。关键在于由哪个机构或者说哪些人来综合考量此等因素，进而确定法官员额和检察官员额。《宪法》第 131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1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检察官法》第49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检察官是否存在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检察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台湾地区关于法官兼职比较明晰，其法官法第16条明文禁止五类职业法官不得染指，它们是一、中央或地方各级民意代表。

台湾法官法用四个条款对法官退休制度予以了详细规定，而根据该法第89条之规定，这四个条款的绝大多数规定准用于台湾地区的检察官。准此以观，该等缺乏规范性和操作性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或者沦为一纸具文，或者被法院和检察院的考核者根据自己的偏好而制定具体的考核方式所取代，从而各地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在考核问题上各自为政、不相为谋。

此外，两院两级遴选委员会的遴选权，与同级人大的法官和检察官任免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界定及协调等问题，亦不能不予以规范和说明，任何的含糊草率都将给司法实践中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工作造成诸多的困扰与难题，进而影响到法官、检察官的顺利遴选及任免。[3]与前两次修订相比，第三次修订幅度比较大，《法官法》由原来的53条增加到69条，《检察官法》由原来的56条扩张至70条，堪称是名副其实的大修。